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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歷史研究之關于錢大昕的宋學觀

            發布時間:2015-05-25 00:00 論文編輯: 價格: 所屬欄目:畢業論文

            歷史研究之關于錢大昕的宋學觀 推薦站內著名期刊: 《 歷史研究 》 創刊于1954年,是新中國成立后出版最早的一本綜合性史學期刊。它一直是全國歷史類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,1995年獲全國社會科學優秀期刊提名獎,1996年被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期刊。 關

              歷史研究之關于錢大昕的宋學觀 推薦站內著名期刊:《》創刊于1954年,是新中國成立后出版最早的一本綜合性史學期刊。它一直是全國歷史類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,1995年獲全國社會科學優秀期刊提名獎,1996年被評為“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期刊”。

              關鍵詞:歷史研究,錢大昕,宋學觀

              漢學、宋學的關系問題一直是清代學術史研究的重點和難點問題,關注這一課題的前賢時哲都發表過精彩的宏論,使研究不斷深入。筆者在探求這一問題時感到,變換一下研究視角,深入到漢學家或宋學家的思想深處,研究他們的宋學觀或漢學觀,也許會對揭示漢、宋學術相爭與相融的本質有所幫助;谶@樣的考慮,筆者嘗試以乾嘉時期著名學者錢大昕為例作個案分析,通過剖析他對宋學的看法,來了解清代漢宋學術之間的相斥與互補。是耶非耶,還有望大雅君子指正。

              一、探究宋明理學范疇,重新闡釋儒學意蘊

              對于宋、明學術,錢大昕從工具(方法)和思想兩個層面上進行了駁難。在工具層面上,錢大昕對宋明人研究學術的方法進行了抨擊,他說:“自宋、元以經義取士,守一先生之說,敷衍傅會,并為一談,而空疏不學者,皆得自名經師。間有讀漢、唐注疏者,不以為俗,即以為異,其弊至明季而極矣。”[1](P375)又說:“宋儒說經,好為新說,棄古注如土苴。”[1](P373)在錢大昕看來,宋人治經,不通訓詁,率意改經,重視發揮,喜與前人立異,好為驚世駭俗之論,實際上流于空談,沒有根柢。他的這種認識與當時的漢學家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別,超出前人的議論不多。但在思想層面上,錢大昕的認識很值得我們注意。

              在思想層面上,錢大昕對宋、明理學中的很多范疇都進行了剖析。如他論“性即理”云:

              宋儒謂性即理,是也。謂天即理,恐未然。“獲罪于天,無所禱”,謂禱于天也,豈禱于理乎?《詩》云:“敬天之怒,畏天之威。”理豈有怒與威乎?又云:“敬天之渝。”理不可言渝也。謂理出于天則可,謂天即理則不可[2](P62-63)。

              “性即理”是程朱理學關于人性的一個重要范疇,由程頤提出,朱熹進行了完善。在二程的哲學邏輯結構中,“理”與“道”、“天”為相同的范疇,“理”成之在人為“性”,則“天道”亦然。“性與天道,一也。天道降而在人,故謂之性。性者,生生之所固有也”[3](P1152)。在二程看來,“天道”下降在人稱為“性”,“性即理”,“性”與“天道”一。錢大昕對程朱的論述,有贊同,有駁難,他同意宋儒“性即理”之說,同意理為純粹至善的道德標準,但不同意“天即理”之說。在程朱那里,“性”、“理”、“天”是統一的,他們把封建道德提高到天理、天道的高度來認識,具有宇宙本體的意義。錢大昕則將“天”從中排除,認為“性即理”,但“理出于天”。錢大昕意在剝去宋儒“性”論中神圣化、神秘化的內容,反對把那種抽象飄渺的形而上的“天”與“人性”聯系在一起。

              由“性即理”出發,錢大昕反對李之才、邵雍所謂“義理之學”之外有“物理之學”,“物理之學”之外有“性命之學”的說法,指出:

              夫性命之學有出于義理之外者乎?天下之理一而已。自天言之,謂之命;自人言之,謂之性;而性即理也。窮理斯可以觀物,區物理與義理而二之,而謂物理之學轉高出于義理之上,有是理乎?《中庸》,言性之書也,曰“天命之謂性,率性之謂道,修道之謂教。道也者,不可須臾離也,可離非道也”,故曰“道不遠人”。凡離乎人而言物,離乎理而言性命者,非吾所謂道也[1](P249)。

              很顯然,錢大昕批評那種把“理”玄學化,“離理而言性命”的所謂“道”,反對那種玄遠空虛的所謂“性命之道”。他說:“圣人之道,至切近而可循,后人舍其易知易從者,而求諸幽深玄遠之間,故其說支離而難信。”[1](P249)

              對于程頤所謂“性”的內容為仁、義、禮、智的說法,錢大昕也進行了批判。程頤曾說:“性中只有個仁、義、禮、智四者而已,曷嘗有孝弟來。”朱熹解釋這段話說:“天下無性外之物,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?但方在性中,則但見仁、義、禮、智四者而已,仁便包攝了孝弟在其中。”對于這樣的解釋,錢大昕批評說:

              《孟子》曰:“堯舜之道,孝弟而已矣。”又曰:“仁之實,事親是也;義之實,從兄是也。”又曰:“人之所不學而能者,其良能也;所不慮而知者,其良知也。親親,仁也;敬長,義也。”與有子之言相表里。宋儒以孝弟為庸行粗跡,而別于空虛處求性,故其所言往往有過高之弊[2](P61)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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